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王延中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单大圣博士指出，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相互依存，并与药品生产流通、公共卫生等体系一起，共同为保障国民的健康负责。但是，在卫生服务管理（主要针对公立医院）和医疗保障管理（主要针对医保经办机构）中，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等问题突出，部门沟通协作不够、监管体系难以有效运作。在卫生与医疗保障分散管理的体制下，由于部门分工不同，无论是医保还是医疗服务提供，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医保管理部门主要关注基金平衡和医疗费用控制，缺乏为国民健康负责的动力。这种对基金结余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医疗保障的社保属性，也偏离了医疗保障发展的正确方向。卫生行政部门则习惯于将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医院的经济收益等同，违背了卫生事业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根本宗旨。
这些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如何破解，依然是个难题。
从国际情况看，近些年来，主要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医疗保险制度对健康的促进，逐步将医疗保险发展为健康保障，目标逐渐从控制医疗费用转移到改善居民健康。相应地，这要求形成保障全民健康的"大部门"体制，统筹管理卫生、医疗保障及有关的健康事务。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分散管理的体制，客观上导致了部门利益的分割，形成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的局面，曾导致"新医改方案"迟迟不能出台，造成了效率损失。而各有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又把本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往往偏离了医疗保障的目标。 同时由于部门权力利益的客观存在，业务管理交叉关联，在"各负其责"的名义下，很容易导致"揽权卸责"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导致业务部门及其下属单位的寻租甚至腐败。
我们认为，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国民健康保障提到战略高度，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建立一个高于部门层次的、常设的领导决策机构，以系统规划和整体设计各项卫生服务和健康保障制度的改革。在时机成熟时，可考虑把"分头管理"的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职能集中起来，组建统一负责卫生服务与医保管理的健康部（或健康委员会）。
这实际上是把卫生和医保等相关部门的分歧、冲突消化在一个全面负责百姓健康的大部门内部，是一种卫生领域的"大部制"。各业务部门仍保持相对独立性，在"统一决策"下"各负其责"，减少协调成本，提高决策效率。 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后，也就理所当然成为统一负责国民健康的责任人，从而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这有利于宏观上统筹医疗服务供给和需求管理，平衡供需双方的关系，同时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有效引导供需双方的行为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单一部门的技术支持下，医疗保障机构能够根据成本低、高效益的原则干预卫生服务体系，同时引导医疗服务体系走适宜技术路线，统筹各方力量集中研究卫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跟踪国民健康状况，研究重大卫生问题、优先领域、干预重点及预期效果。 在一个部门内部，还能够打破医疗保障与卫生服务的分工局限，两大体系密切协作，从制度上和政策上对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和医疗服务运行的诸多风险点实行全程控制，有效抑制医疗机构的不合理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部门统管的格局下，医疗机构创收冲动和医保基金约束医疗机构的矛盾在内部消化，从而能够在满足医疗服务需求和控制医疗费用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由一个大的部门统筹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管理，虽然具有体制优势，但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缜密设计、渐进推进。既要着眼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为过渡到目标模式创造有利条件。 由于把所有与卫生和医保有关的职能划归到一个部门的难度较大，可考虑先建立一个由卫生、社保、财政、发改委、税务等有关部门组成的领导协调机制。这是一个近期可行的方案。 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在国家和省一级均成立了由多个部门组成的医改领导小组，尽管该小组只是一种阶段性工作机制，但由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长期而艰巨，医改领导小组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未来，在适当的时候，宜将国家和省的医改领导小组机制常规化，将其职能改造为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与健康相关各类事务，形成一个统管百姓健康和福祉的大的部门或委员会。这是整合医保和医疗卫生服务的长期目标。 实际上，该委员会的职能还可以往外拓展，包括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筹资、组织和提供、医疗服务市场的监管、药品和医疗器械-耗材市场的监管、医疗服务的筹资（三险一助）与付费制度（包括医药价格）的监管、国有医疗卫生资产管理等。
甲流收官 专家建议推广大健康模式
北京时间8月10日深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宣布，全球进入“流感大流行后期”，这意味着“正常监测显示大多数国家的流感活动水平已恢复到季节性流感水平”。
甲型H1N1流感从4月由墨西哥爆发已1年零4月，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六级警戒，也意味着人类已经适应与甲流病毒共存。
“在大流行期间这一病毒没有突变为某种更致命的形式。没有出现对奥司他韦的广泛耐药性。”陈冯富珍称，这一次，我们纯属运气好。
但在与病毒经历诸多斗争后，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亦取得巨大进步。“甲流的防控，从卫生部和国家层面都比较开放，这与SARS防控形成了鲜明对比。”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说。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对此次甲型流感的防控表示认可，他说，此次对甲流的防控采取“外堵、内防”的手段，外堵，是在各机场设立检疫处，极大地降低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内防，是在国内创造环境，改变公众的行为，降低了甲流的传染机会。
黄认为，这种大健康的模式不仅仅是应用在甲流的防控中，也需要推广到我国医疗体系的各方面。
他提醒，中国目前有2亿6千万的慢性病患者，而且还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加，如果单纯只是为了提供有病能医的环境，那么医疗系统光是看病就来不及。政府应该提供的是一个“维护、促进百姓健康”的医疗系统。
“任何流行性感冒都具有一定的危险，这就意味着不能忽视常态措施，公众需要培养健康的习惯，进行流感疫苗接种、提高健康素养，不能仅仅以病毒、细菌作为防控的对象。”黄建始说。
接到世卫组织通报，中国卫生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研究进一步调整现行的甲流感防控措施，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应急预案。